法佬汇八年，没有一个法总是我自己找来的，全靠法总们之间互相安利。所以每个法佬汇平台上的大公司法总，都有一个“入党介绍人”。戴红是由百特（Baxter）公司亚太区总法律顾问陈斌先生介绍给我的。

多年前，经微信介绍后我们很久都没见过面也没什么交流，直到我去上海组织活动，戴红报名参加。她对法佬汇“一见钟情”，成为会员。因为法佬汇给法总们提供了优质的交流平台，所以有一众铁杆粉丝。郡主对会员们自然也格外上心，留意他们的点点滴滴。

受疫情影响，上海按下了暂停键。郡主始终心系上海的法总们，居家隔离了这么久，也不知道大家都怎么样了。趁着郡主的客厅这个机会，我就约上海的朋友们聊天，了解下大家的近况。当我邀请戴红时，她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访谈，也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位坚强、乐观的非典型女法总。。

“运气”是优秀者的谦词，有些人的确会因为“好运气”遇得机缘，但对于优秀的人来说，机缘背后其实是无数个刻苦努力的昼夜，和积极、乐观的心态。作为“盖瑞特（中国）”的副总裁兼亚太区法律总监，戴红的经历为我们诠释了优秀者之于“运气”的含义。

 

戴红是上海人，她给自己的评价是比较“男孩子气，很爽快”。跟以往参加郡主客厅的嘉宾不同，戴红不是学法律出身，大学时读的工业外贸。至于一个学外贸的怎么成为了法总，这故事真有点上错花轿嫁对郎的意外之喜。

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隶属奥地利的外贸公司，一切按部就班，从事着专业内的工作，这个时候的戴红可以说与法律并无任何关系。而一次机缘巧合，戴红与一位德国律所的合伙人相识，经过综合考虑后，戴红决定加入这家律所给他当助理，从此便踏进了法律圈。然而更奇妙的是，在“入行”后仅两个多月，她加入的这家律所就被合并到了一家更为全球知名的跨国律所——富而德（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律师事务所。于是在千禧年之际，戴红就这样误打误撞，正式成为了全球最知名顶尖律所中的一员。

戴红笑着说能进富而德全凭自己的“狗屎运”，我反驳道：“你这叫福泽深厚！不过律所压力那么大，还是在顶尖律所，刚进去时你能适应吗？”

这句话问到了她心里，戴红的话匣子也打开了：“郡主不瞒你说，我不是学法律出身。律所里其他人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法学院毕业，北大、清华都是最起码的，而且基本都是高考状元。我自己刚入行，什么都不懂，富而德的压力特别大，我的自尊心又强，所以当时我的状态是极度自卑焦虑与失落的，我记得每天下班都会跟老公说我坚持不下去了，我真的不适合走法律这条路。”

我说：“天啊，你有这么好的机会进到顶尖律所学习工作，这是多少人挤破头都争取不到的机会呀，可不能轻言放弃。”

戴红说：“郡主说的对，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像被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但自己消化不了，吃不动，只能干着急。好在我的领导很包容我，给了我成长的时间和空间，所以我就是嘴上发发牢骚，本质上我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

为了弥补专业上的不足，戴红破釜沉舟般地努力，边工作边学习，终于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并获得复旦的法律硕士学位，重新建立了自信：即便半路出家，我也不比任何人差！

在富而德的这十年，事实上也同步享受了中国经济腾飞黄金十年的红利，在这段时间里她参与接触了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的项目。

工作中，戴红有种拼命三郎的劲头。一个历时两三年的知名重大并购案当中，她“有幸”拿到七家最复杂的门店的尽调工作。戴红长达四个多月没有休息，每天三四点回家，在尽调工作接近结尾时甚至连续通宵看文件写报告。做律师的辛苦，不经历过真是难以想象。

当律师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女律师，戴红一边苦笑一边跟我回忆她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2006年，正处律所业务比较繁多的时期，由于工作需要，戴红被指派到桂林去做一个项目的尽职调查。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被外派的时候，她正怀着6个月的身孕，先生不放心，决定陪她一同前往。当时她挺着大肚子，每天都不停地做调研、写报告，最后终于在周六的夜里12点将报告赶制完成。第二天，完成工作任务的戴红决定拉着先生去看场电影，放松一下。电影名字戴红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叫《达芬奇密码》。

电影看到一半，突然肚子开始阵阵绞痛，低头一看，已经开始流血。当时可把他们吓坏了，先生赶紧扶着她去了附近的医院做检查，医生立即勒令卧床休息进行保胎还好问题不算严重。但当时为了安全考虑，并要求戴红住院观察了一周左右。，这期间她跟老板说明了情况，老板合伙人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向全律所发了一封邮件说：“谁如果再要找Daphne（戴红）工作，必须得到我的同意”。虽然合伙人在这一期间给予特殊照顾，在胎儿稳定后她依然持续着这样的工作劲头直至孩子后来顺利、健康地出生了。，但她现在回忆起这件事，还一直心有余悸。

讲完这段经历，她感叹道：“在富而德工作的几乎都是女强人，之前有听说合伙人临产之前还在开电话会议，出了产房又继续电话会”。

戴红告诉我，对于她来讲，富而德是发掘她、培养她、历练她的地方，在这里的整整十年，让她有了巨大的成长，这都是宝贵的财富。所以在整个职业履历中，富而德就像是家一样的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庞大繁杂的工作任务，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魔鬼训练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也正因如此，她才能逐渐成长为现在的自己。

 

2008年，家里迎来第二个孩子，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戴红觉得自己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以尽好做母亲的责任，所以她决定逐渐将自己的职业方向转为公司法务。她说，“当时我本以为做法务要比做律师轻松多了，在富而德的最后几年，我一直在开始留意和等待这样的机会”。于是，在2010年，通过前同事的介绍，她成功进入霍尼韦尔（Honeywell），成为了一名公司法务。但当时的她并没有想到，前方会有更大的挑战。

对于法务和律师的区别，用戴红的话讲：“律所就像在象牙塔里面，并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每个接手的项目就是你看见的全部。而公司法务就像一个兜底，有庞大的项目也有琐碎的合同，需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但得益于霍尼韦尔这家企业的各个领域里都有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更能全面的提升自己。”

当时的老板对她说，“好的法务本身其实是商人，只是恰好懂法律。”慢慢的，她也重新开始审视法务这个职位。在公司里，法务更多的是作为一座桥梁，一方面可以让东西方文化更合理、有效的融合和沟通；另一方面则是要找到解决业务问题的方案。这段经历让她体会到，身为一名法务，尤其涉及到与具体业务相关层面的事宜，需要聪明的做一些风险评估。世界上没有零风险的业务，所以，要适当的接受一些可控的风险，好让业务获得更优的解决方案，这样才能让自己逐渐成为一位成功的法务工作者。

讲到这里，戴红回忆起一个对她来讲，极具挑战的案例。

2017年，戴红所任职的业务板块，正面临被集团处理了一个高难度的业务分拆项目的局面。而当时与集团的主要分歧在于，要求业务完成分拆后，与其相关的人员、设施等要立即搬出总部，其中一个较大的难点是避免分拆后的业务和人员不被搬迁，能继续在原址维持现状并继续经营但该业务板块当时也有着几百人的规模，经过各方面评估，大规模的搬迁对他们来说存在非常大的风险。所以，她当时需要从法律和规则的角度，斡旋各方资源，以寻求避免搬迁的可能。戴红边回忆边介绍，在业务分拆期间，当时他们这边的法务只有她自己一人，而她所面对的对方是集团整个庞大机构。在谈判桌上，一边是她自己，另一边则是集团中对方各部门的专业领导和业务版块的律师和代表，而她需要在如此悬殊的阵容中，坚守自己的诉求。

在交流这个案例的过程当中，我再也没有听到她有任何关于要放弃或无法坚持的描述，“孤军奋战”的她，当时正全心揣摩如何与对手斡旋的方法，使自己达成目标。这其中需要她的智慧，当然更需要她的担当和责任感，这是法律人共通的品质，也是她工作多年积累的财富。

戴红长时间顶着压力，先是与自己的业务领导找到了集团总部的法总，后来又联合总部GR主动向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情况介绍，最终获得了比较有利的支持。通过戴红的不懈努力，被分拆的业务与对方总部成功签署了长期的用地租赁合同。而当时被分拆的业务，就是现在的盖瑞特（中国），也因为这件事情，戴红得到了公司最高荣誉的嘉奖。

盖瑞特（中国）独立运营以后，需要新的法务团队，戴红作为法务总监，团队建设工作自然需要她来完成。而对于团队，我是有比较深的体会，从选人、招募、磨合、培养、规范，到最后成为一个成熟的团队，是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和耐心的，非常不容易。得知她现在正带着十个人左右的团队，我问她：“关于团队和管理，你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怎样？”

她说，自己这几年以来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管人的确是一件比较头疼的事情，但这也是帮助自己成长的部分，当初从一名专职从事法务工作的法律人，成长为现在可以搭建团队、带领团队的一名管理者，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挑战。过程中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沟通、多交流，互相发现各自的闪光点。同时也尽量做到相对公平，她一直秉持着让身边人受益的原则，剩下就交给时间，相信团队会磨合得很好。

 

受疫情影响，上海按下了暂停键，到今天，戴红已经居家隔离了将近两个月。

戴红说：“当时宣布浦东封闭，只给了四个小时让大家采购生活物资，所以接到通知我就赶紧冲出去买菜，你一出去就发现，那真的是人挤人呀。其实我家里是屯了一些物资的，所以相比食物，我更担心家人的健康。最担心的就是我95岁的外婆，当时是我外婆来我家看我，没想到也被一起封在我家了。”

我说：“你家一定有长寿基因。”

戴红点点头说：“我奶奶走的时候也有100岁了。”

虽然上海按下了暂停键，但戴红并没有暂停。在居家的这些天里，除了要照顾老人，抢菜，做家务，戴红也没有放下工作，作为盖瑞特整个大中华区的法务负责人，戴红和她的法务团队，在疫情期间，依然保持着高效的运转。

“你抢得到菜吗？”我关心地问道。

戴红说：“一开始抢菜还真抢不到，我自己也不懂，当时我还是有点慌的，但后来有了小区团购，食品的供应还是挺稳定的，最起码不愁吃喝了。而且我住的又是郊区，附近都是菜地，虽然没什么好的食材，但是蔬菜都很新鲜。”

尽管戴红看起来精神状态很好，我还是很关心她的心情，因为三月中我从上海回京也被居家隔离了九天。尽管当时我隔离的地方空间又大，环境又好，还有员工、物业、家人为我服务，但是那种被“囚禁”的滋味还是令人非常不舒服。所以对隔离的滋味，我是感同身受，更何况戴红和上海的伙伴们已经居家了将近两个月。

欣慰的是戴红特别乐观，甚至说，她们家都挺乐观，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相信党和组织能够带领上海人民走出困境，我觉得乐观就是她们家人长寿的秘诀。

 

身为母亲，她教育两个孩子的故事也令我印象深刻。去年春天我们在上海约饭，两个当妈的女人自然而然地聊起来带娃。

戴红说：“为了方便孩子学英文，我家俩娃都在国际学校读书。因为年纪小，三观还没有稳定，大量接触外国人就导致他们有点不认同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我还发现他们已经开始只讲英文、不说中文了，一下子就让我紧张起来，这是大问题呀，别到了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了。”

于是，戴红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尝试，怎样改变青春期孩子的想法。在听说有个国学老师组织的“文化行走”项目，就坚定地每年都带孩子报名参加。戴红说如果不是因为疫情，这件事她会一直保持下去。

第一次参加文化行走，带队的老师就帮戴红解决了大难题，即让孩子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并且引以为豪。

当时的文化行走主题是“福建行”，一路上每到一个景点，老师便会讲述景点背后的历史故事，这种寓教于乐的模式，孩子们的接受度很高。戴红记得那趟旅程学习了林则徐虎门销烟、民国《与妻书》的作者林觉民等等。戴红说这种教育孩子的方式能让他们产生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我家小孩还经常跟我聊“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段历史。

聊到这戴红有些兴奋，她对儿子说：“这不就是你们吗，你们现在就是在学习老外的知识，将来要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

那次之后，每年的文化行走戴红都坚决参加。

受疫情影响，戴红带孩子们参加的最后一次文化行走，就是一家四口参加敦煌70公里戈壁行走。

70公里，历经三天两夜。

我问戴红：“你参加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走不下来呀？”

戴红说：“说到这郡主我真的特别羡慕你，我知道你特别自律，每天都坚持健身，但我是几乎不锻炼的，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几乎每天都是晚上8-9点才下班，回家后还经常要开一些电话会议，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再做运动。参加这次70公里行走前，我也没做任何体能上的准备。出发后有随行的车队跟着，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有退路的。但如果谁选择了中途坐车，那就无法获得坚持到最后的奖牌。当时我的孩子们跟我说，妈妈你一定要坚持，不要给我们丢脸，我们一定要拿到奖牌！”

为了实现孩子的愿望，也为了给孩子们做榜样，戴红坚持了下来，70公里戈壁，用时三天，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了终点。

看着视频中我亲爱的朋友，虽素颜却看起来非常耐看，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不经意间透出的平和、坚强、信心，跟郡主聊天还不时开心地笑，完全没有因为疫情被关在家里近两个月而流露出任何消极无奈。我瞬间感受到她带给我的满满的正能量，那是来自她骨子里的乐观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