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刘振见面不多，印象中大概是4次。每次见面，他总能在的众多嘉宾里脱颖而出，被人们看见。我分析过其中原因，刘振大抵是个矛盾的人，身材清瘦，带着副眼镜，给人的初印象是那种沉默是金般的斯文。但每当大家探讨具体的法律问题时，刘振观点之犀利，思想之深邃，都让人不得不猜测，在他那张娃娃脸的外表之下，或许隐藏着一颗饱经风雨的灵魂。经过这次专访，我对刘振的印象又添新的笔墨，在我看来，刘振是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理性主义者，他的身上既有洞穿世俗的淡然，又有坚韧不拔的执着。这并不冲突，二者在刘振身上，有种阴阳鱼般的道法自然。

 

刘振是地道的北京人，尽管祖籍山西，从小跟爷爷奶奶养成了吃面食、吃醋的习惯，但骨子里终归还是带着点北京人的“懒散”。

我的眼光格外挑剔，能被我邀请参加专访的，各个都是行业金字塔顶端的人物，所以郡主的客厅办了十几期，几乎每位嘉宾都有段类似的“学霸”史。而刘振却自嘲：打小儿对学习的态度一直是“差不多就行”。按家人建议，考取了个并不顶尖大学的“热门”专业，毕业后四平八稳进入“体制”内单位。故事到这里，完全是普通人的平凡一生。

这时你难免好奇，没有规划，随性而活的刘振，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世界500强企业法务部负责人的位置？

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在看完刘振的故事后会有自己的答案。其实每个人生来都是带着使命的，你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隐藏的天赋点，有的人一生都找不到自己的天赋点，所以碌碌终生；有的人生下来天赋点就被打开，外人会惊为天才。

刘振的天赋点是后来才被打开的，我觉得刘振最起码告诉了我一个道理，如果你找不到自己的天赋，不妨想想自己做什么事格外享受，甚至感受不到时间的流动。因为你的天赋，往往就是你的热爱。

回到正题，高考时随大流选了计算机专业的刘振，也因此吃了些苦头。因为刘振的短板是数学，所以学计算机专业颇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刘振说：“线性代数、概率伦、数理统计、离散数学……一门门课程现在想起来还是头疼。”

我知道一个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有多痛苦，尤其是当这件事还是你的短板。想要做到及格，就需要时时刻刻的自律，因为当人做不喜欢的事情时，是很难产生自驱力的。所以从这里我也隐约看到了刘振的韧性，这是一个在任何土壤里，都会向下扎根的角色。

本科毕业那年，在招聘会投了几份简历后，刘振首先收到了商委的offer。没有做太多“宏伟规划”，便开启了程序员职业生涯。

我熟识的法总很多，但当过程序员的法总只有刘振一人。

刘振说：“跟其他专业类似，知识产权领域的“精英”通常会在国内顶尖大学理工科毕业后，去海外深造。海外工作期间念个JD，再转行法律。我则走了一条‘蹊径’。”

 

在聊到从机关离开的心路历程，刘振说：“进入机关初期，乐于随遇而安。但缓慢的工作节奏和日渐稀疏的专业能力提升机会，慢慢让我失去了方向。机缘巧合，工作中不断接触到涉外法律事务，引起了我的兴趣。印象中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就决定尝试一条新的职业路径—去人民大学学习知识产权。”

毕业后，因为有理工背景和研发经验，刘振选择了一家知识产权业务精品所。刘振说：“刚入行时，律所分配了大量的翻译工作。记得处理的首个案件是“光纤通信”方面的专利，晦涩难懂的公式、术语遍布万余字的申请材料，从早晨九点开始坐在办公桌前，双眼便不停在字典、参考文献和屏幕间切换，敲完最后一个字，抬头一看，办公室早已是空无一人。这跟想象的律师职业完全不一样，没有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更多的是枯燥乏味的案头工作，难免有些失落”

我说：“那你这么随性的人，也能坐得住吗？”

刘振回答：“既然做了选择，还是要到把工作做好、做透以后，再思考是否适合。这种心态帮我熬过了入行后最痛苦的时期，并从程序员成功转型成为了专利代理人、诉讼律师。”

聊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了一个细节，刘振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又是工科背景，但却能胜任那些连我都感到头疼的翻译工作，这可不是一般掌握英文语言就能做到的。我敏锐地发现哪里有些不对劲儿，于是问他：“做这份工作英文一定要很好吧？”

刘振说：“确实要求比较高。还好，虽然我没有留过学，但因家庭环境，让我对语言有很大的兴趣。虽没有下苦功背单词、记语法，凭借爱好看电影、读小说、听歌曲，打下了还不错的语言底子。”

虽然刘振说得轻描淡写，但在美国念过3年JD，我特别清楚他背后的付出。英文这玩意儿，你用来交流是一回事，把它当做工作语言是另外一回事。刘振没经过特别系统的学习，在国内又没有好的语境和搭档，想要达到他当时的英语水平，一定是花费了极其大量的时间。

对此，刘振的说法是：“我更愿意在热爱的事情上花时间，往往不太在乎“目的性”。语言的学习也是如此，所以还蛮享受过程的。”

 

说实话，刘振外形的文静和不争不抢的性格，反而让我对他诉讼方面的事情更感兴趣。

刘振说：“诉讼律师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咄咄逼人”、“巧言辞令”，但我认为“韧性”和“平常心”才是优秀诉讼律师的底层特质。在我涉足了十余个法域形形色色的争议案件之后，更是深信不疑。

回想初次接触印度诉讼案件，至今记忆颇深。印度沿袭了英国的司法体系，程序繁复。案件必须由两类律师完成，负责案头工作的诉讼律师（solicitor）以及出庭“表演”的大律师（senior counsel）。作为判例法国家，抗辩理由必须有详实的判例支持，书面工作也十分繁重。因为案件涉及“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除了法律问题外，还牵扯复杂的经济学、通讯技术分析。项目组就像是“国际纵队”，每次开会，来自印度、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律师、技术专家和经济学专家都会把会议室挤的水泄不通。一轮发言下来，就要个把小时。十几个人的团队准备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证据材料足够堆满好几车。

刘振接着说：“首次开庭，场面却大跌眼镜。不夸张的说，迈入德里高等法院，就像进了菜市场，硕大的大厅被律师、当事人、法警挤的水泄不通，寒暄的寒暄、叙旧的叙旧，嘈杂无比。每个法庭破旧的木门边夹着手写的开庭表，律师们挤在一起尽力辨认潦草的字迹。法庭内的旁听席人头窜动，还有不少听众自带马扎，占满了过道。许久，三个耄耋之年的法官才缓步走上审判席。大律师们慷慨陈词，声音却被淹没在旁听席传来的交头接耳声中。坐在20米开外审判席上的大法官们若有所思，不知是否听见了只言片语。不久，主审法官就用微弱的声音打断了刚刚“热身”完毕的大律师，简单询问后便宣布：休庭。下次开庭时间，三个月以后。”

说到这我都惊讶得下巴快掉下来了，刘振说：“最匪夷所思的是，三个月快到了，法官通知由于女儿的婚礼，庭审时间又要推迟。”

聊到这我特别好奇，这起案件的进展。刘振说：了解印度司法环境后会发现，重大案件往往都会持续漫长的时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要获胜，不仅必须有充分的耐心，还必须时刻寻找并把握机会。在这个案件中，我们成功快速撤销了威胁最大的“诉讼禁令”（injunction），及时将对手重新拉回谈判桌。随着漫长的诉讼程序不断消磨对方的信心和资源，最终成功以合理的条件和解了案件。

刘振说：“还有一个美国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仍然历历在目。美国律师圈子一个小有名气的 “ambulance-chaser”盯上了公司。不但提出天价侵权赔偿请求，还“下三路”手段不停。为了建立诉讼管辖，不惜“钓鱼取证”。他们发现：虽然被诉产品在美国没有官方销售，但公司会组织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展示产品。便假扮自媒体，现场视频采访活动聘用的外包人员。律师巧舌如簧，诱导着采访对象展望公司在美业务的“宏大计划”。有了这些素材，对方又在互联网上翻出公司高管的一些报道，断章取义，在法院倒打一耙，指控小米‘言行不一’。更坏的是，对方还利用媒体，栽赃在案件中出具‘affidavit’的负责人作伪证。这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声誉风险，甚至一度有声音考虑和解了事。”

我说那对方律师是违反了职业操守的呀。

刘振说：“对，所以我和团队坚持认为“压力”只是一时。只要顶住最困难的时间，一定会获得胜利。一方面，我们通过律协向对方施压，投诉非法取证。另外，我们又向法院申请要对双方证人进行“deposition”，并反诉要求对方承担双方证据开示的费用。风险代理的律师，最怕持久战。在漫长的证据开示程序中，对方不但没有收到一分钱，还要自掏腰包负担差旅和辅助人员的费用。渐渐，由于担心案件败诉，对方主动示好，寻求和解。好笑的是，在我们多次拒绝了对方不断降低的报价后。一天突然收到原告当事人的邮件：因为我的代理律师事务所资不抵债，已经破产，所以我准备撤销起诉。”

听完后我说：“你聊了两个有趣的案子了，那再分享一个让你个人觉得印象深刻的，我估计你也知道我指的是哪件事哈哈。”

刘振说：“你说的是去年起诉美国国防部的案件吧。这个案件确实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去年的3月，美国政府突然将公司列入了“涉军”清单，禁止美国主体对公司的各类投资。虽然这份清单的杀伤力不及“实体清单”，但仍然影响巨大。清单不但会极大地限制企业的融资渠道，还会深远地打击资本市场乃至合作伙伴对企业的信心。抉择后，我们最终选择了通过诉讼解决这个问题。”

我说：“天啊，告美国国防部跟拜登，这得下多大的决心啊！”

刘振说：“抉择过程确实非常艰难。首先，利用司法手段解决问题，是否会招致报复性打击？第二，对于“制裁”案件，起诉前不但无法获知制裁的具体理由，更不知道政府所掌握的证据。还好，从结果看，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更让人高兴的是，在案件获胜后，美国政府直接撤销了“涉军清单”，给其他中国清单企业也松了绑。”

我说：“那你们可太牛了，这事要是放在别的地方绝对无法实现。”

这时刘振的回答让我再次刮目相看，因为这起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这有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传奇诉讼，但刘振一点也不贪功。他首先觉得起诉美国司法部的决定是企业集体探讨权衡的结果，胜利是企业整体能力的体现，当然还少不了 “天时、地利、人和”。

 

刘振在小米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实干出来的，这不得不让你惊讶，在刘振瘦瘦的身躯里，究竟隐藏着多么强大的一颗心脏和韧劲。

于是我问刘振：“听说你们法务部跟其他企业有所不同，很多重要诉讼你们都是亲自上马出庭的，那有没有惧怕或者说因为可能会败诉导致的心理压力。”

刘振说：“压力肯定是有的，毕竟即便做了万全的准备，最终结果仍无法预测。对于重大诉讼，除了专业能力外的差异，对于结果影响更大的是：心理承受力上的参差。现实就是这样，重大的责任往往伴随更多的恐惧和焦虑。关键是在负面情绪的冲击下，如何冷静地做出正确的决策。当然，能够做到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就更容易保持良好的心态。”

我说：“但你肯定也是经历了很多事，再加上你的性格才养成了你强大的心理素质。那你在40岁的年纪做到世界500强企业法总的位置，有没有觉得自己无法服众，有什么管理方面的经验分享呢？”

刘振说：“学历、资历都仅是片面的评价维度。每个人都独特的优势。身处飞速发展的平台，信心来自于对未知的好奇心、探索未知的勇气以及快速学习的能力。当每天都需要快速处理全新的复杂问题时，唯有不断迭代自身的专业和管理能力，用结果“服众”。同时，更要有充分地自信，招募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平等合作。”

 

专访接近尾声，刘振给我最大的感觉是他在做一份自己热爱的事业，并在这件事上保持着源源不断的自驱力。

刘振对此的解释是，好奇心和热爱是很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要有精力管理的能力。很多事做到最后拼的是你的身体素质，掌握快速恢复精力的方法，甚至是一门比时间管理还要重要且实用的学问。

刘振说：“相对“天道酬勤”的信念，我更相信“尽人事以听天命”。“天道酬勤”是建立在海量样本基础上成立的。对于每一个个体，并非绝对适用。抱有“尽人事听天命”的心态，才能充分享受做“热爱的事业”本身带来的快乐。对于我来讲，多彩的经历，以及随之带来的个人能力、眼界的提升，已是无价的收获。”

“那你是如何看待成功呢？”我紧接着问他。

他说：“我相信收获是以自身能力、付出为基础的，但所有重大的成功，都是多种成因共同造就的结果，包括运气。最大的成功，莫过于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充分享受其中的过程，坦然接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