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任勇认识多年，时任微软全球副总裁的陈实先生将他推荐给我。作为任勇的客户，当时他跟我说任律师是中国反垄断领域的第一把交椅，这让我对任勇这个相貌平平的小个子产生了些许好奇。每次见面，任勇总是提着一个足足有十几斤的大黑包，里面装着电脑、文件、充电器、热水壶、茶叶等等。有时候我们开玩笑：“任律师你肯定是让这大包压的不长个了”。

包不离身是他的习惯，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企业参访，我让助理帮他拎着他的大包。才过了不久，任勇突然问包哪儿去了，原来是因为不拎着反而不习惯，总觉得少了点啥。后来我发现，任勇随身携带的大包真是强大：不管有没有桌面，只要有地方坐下他就能随时办公。任勇永远有忙不完的工作，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在打电话就是在处理邮件。另一次法佬汇组织去企业参访，第二天恰逢周末，大家就一起出去玩。从酒店到景点三个多小时车程，大部分人聊完天就睡觉休息了，只有任勇坐在车的最后一排，抱着笔记本电脑一直在处理邮件，直到到达目的地，他才处理完工作放下他“心爱”的大包跟我们下车。做法佬汇这么多年，我认识的大PAR很多，但像他这个年纪，做到现在的业绩，并且所有案件无论大小都亲力亲为，随时都处在工作状态的，我没有见过第二个。

还有一次我们在上海约了饭局，任勇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一直在处理邮件。我进来的时候他头也没抬地跟我说，“我还有25封邮件就处理好了，你稍等我一下”。他说客户的每一封邮件他都会看，虽然具体的事情有团队其他律师在协助，但他要清楚的知道每个案件每个环节的进度及细节。当他处理完最后一封邮件合上电脑，客人们也陆续到了，他戴上眼镜很有经验地开始点菜，风趣地分享他在日本点菜时遇到的糗事和趣事，我对他只有大写的服！

当郡主的客厅开始采访大PAR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他的故事，他固执地不同意。我发现业务做得好的那些大PAR们都很谦虚甚至有些害羞，只想低调做事，生怕被人误解为爱得瑟。我说别的宣传你可以一概不参加，但郡主的专访意义非同寻常。我都佩服自己的坚持，这才有了下面的精彩故事。

1981年，任勇以四川省江油市高考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到北京大学法学院。1985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法学士学位。

“听你北大的同学说，你很讲义气，上学的时候还打架呢，有这回事吗?”我笑着问到，法律圈的人和事儿没有郡主不知道的。

任勇腼腆地说，我是被冤枉的，当时根本没动手。

然而，任勇的“问题”是上过报纸的。

1983年11月3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一则关于处理北京大学一批学生打架斗殴的通报，任勇“榜上有名”。

80年初治安很差，外地的北大学生经常被欺负。一次占座事件中，任勇的四川老乡遭到了部分蛮不讲理的学生的打骂，后来双方打了起来。赶上80年严打，这件事最后便闹成了重大的社会治安问题，开除4人，其余几个留校察看，几个记大过处分。

说到这任勇有些无奈：“当时我没打一拳，莫名其妙地背上了处分。本来我家也不富裕，这下就连每月22块钱的助学金也被抹了……”

我说：“22块在当时是笔巨款了，你的生活费应该都在里面吧，那你之后两年的口粮怎么办？”

任勇说：“没别的办法，全靠关系好的同学接济，当然后来我也帮助他们，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那背了处分你还能顺利毕业？”

任勇说：“对呀，背了处分咱得想办法戴罪立功。当时北大有个惯例，每届学生定期会去郊区的农场劳动一段时间。一次在农场劳作时赶上起了山火，当时没想别的，我玩命的冲到最前面，脱下皮夹克就开始灭火。山火是最难灭的，可燃物多，尤其赶上有风，那真是没辙。好在当时火势不算大，同学们也陆续加入了进来，火才被灭掉，就是我的皮夹克和兜里的饭票粮票给烧了个精光。学校还表扬我见义勇为呢。”

“哈哈哈哈，你这学上的可真是多灾多难。”虽然嘴上打趣，但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挺身而出的可没有几个，任勇的个头不高，但在该挺身而出的时候，从来都不含糊。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让他一生实现了诸多的不可能。

“北大毕业之后你都干啥了？”

“当时毕业还是包分配的，我去当了公务员，航空工业部法规处刚成立，我是第一个法学院科班毕业的。”

“这一干就是八年？”

任勇说：“对，在航空工业部呆了十二年，离开的时候职级是副处。这十二年发生的事对我日后的事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做的反垄断和反倾销业务主要面对的都是政府部门，在航空工业部这十二年的工作经历让我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把握政府部门的行事办案风格，以及处理和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等，这些看似非决定性的因素，往往在某些重大案件中能对整个案件的走向起到重要作用。这期间有意思的事情也特别多，你看我现在西装革履的，能想象到当时我还是个摇滚青年吗？”

任勇说着从手机里翻出一张旧照片，照片里的他一头时髦的长卷发，抱着一把吉他，个性张扬。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想到的。

“当时我就是顶着一头卷发去单位报道的，我们领导说机关里这样的发型不行，所以我政治觉悟还是很高的，虽然头发留了多年，但当时我丝毫没犹豫，出门就剪了个寸头。”

就这样，“从头开始”的任勇在航公工业部办公厅法务处呆了一年，恰逢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号召北京机关的年轻干部支教。

航空部对口支援的是贵州省，但支教是件苦差事，谁愿意放弃大城市的好条件去苦哈哈的边疆支教呢？因为这事，愁坏了当时部里的领导。

这时，小个子任勇又挺身而出。

“我说没人去那就让我去吧，帮组织完成这个任务。就是没想到发扬了下风格，还带了个媳妇回来。”

1986-1987年，任勇来到贵州毕节支教。

“在毕节认识的你爱人，当时边疆政策那么严格，你后来咋把她调到北京来的，很难吧？”

任勇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时想要进北京条件很苛刻，你必须结婚5年以上，有中级职称，分居3年-5年以上，才有可能。我哪个条件都没满足，当时我花了半年的时间，但还是成功依靠组织，获得了幸福。”

任勇说的轻巧，但熟悉这段背景的人应该清楚，任勇做的这件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任勇说：“如果说考上北大、走出农村是我人生的第一大转折点，那么把一件本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做成，就是我至今为止一直在遵循的人生信条。把我爱人从贵州调到北京来，这件事难度极大。我是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和策略的，考虑到了组织上每个人的顾虑和难处，每个环节都需要你换位思考，怎样在不让对方为难的情况下把这件事办成，这跟我现在做案子是一样的。”

了解了这段历史，我才把现在的任勇跟从前的他串联起来，其实从年轻的时候任勇就养成了任何问题亲力亲为，每一个环节，每一处难点都要死磕下来的习惯，这是骨子里的东西，也是他取得现在这番成就的决定因素。

聊到为什么后来从体制内出来，任勇陷入了沉思，然后又给我讲了一段颇为传奇的经历。

1988年，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任勇就通过了别人考好几次都拿不下的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好像老天就是要让他吃律师这碗饭。

后来出于兴趣，任勇参加了北航出国人员培训班学习外语，当时班上二十几个人，多是带着出国指标才进去学习，就他艺高人胆大，先是参加培训，之后才去搞的指标。指标拿到后，任勇就去了华盛顿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公派留学。

当时每月拿着400美元补助的任勇，在华盛顿连间厕所都租不到，前三个月连续搬了6次家。

任勇问我，你知道当时去华盛顿我行李箱里都带的什么吗？

我说：“书？西装？衣服被褥？”

任勇一直摇头，最后他说，他行李箱里装的是锅碗瓢盆，方便面和一大袋辣椒面，甚至菜刀和案板都带上了。

去到华盛顿，在同学宿舍将就着挤了一周后，任勇被安顿到华盛顿一黑人区，他住的地方原本是一家公司，刚搬走空间很大。晚上睡不着，任勇就在房间里翻到一本印着《华人之春》的杂志–当时最反华的杂志之一。看着看着，发现杂志上的地址竟然就是自己现在的住处，可见当地华人生活环境有多危险。

为了自我保护，晚上任勇从来都不出门，即便白天出去，也要穿着蓬松的衣服，双手插袋，假装自己口袋里有手枪。虽然这个小动作，让任勇免于被抢，但总归需要时刻提心吊胆。

后来几经辗转，任勇住到了一个老外家里。那个老头离婚了一个人，家里有空房间但自己不愿意打扫，所以任勇用劳动换到一个免费的住处，洗衣、做饭、浇花、除草等什么活都得干，之后的九个月总算有了稳定的住处。

与一般人去国外进学校学习的路子不同，任勇选择进入律所学习，强行将自己放到了业务一线，一方面学习开阔眼界，另一方面还能有经济收入，回国时，任勇已经攒下了7000美元，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除了经济收入，你在国外还收获了什么？”

任勇说：“当然知识上的收获是最基本的，但最让我骄傲的是我在美国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知道人在国外，对组织的依赖和忠诚度会更加强烈和坚固，所以我就经常给大使馆写思想汇报，然后大使馆再转给航空部，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组织终于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

我说你可真有办法，多少人出国几年都不知道大使馆的门朝哪开。任勇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就是喜欢做这种看似成功不了的事情，做成了会有很强烈的成就感。

在我看来，任勇在国外顺利入党，除了是对党的忠诚和向往，侧面也体现了他对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体制的深入理解。相信这种能力对他日后操盘的全都是有影响力的大案子很有帮助。

任勇回国后，因为在航空部与麦道的合作项目中做出了杰出贡献，所以当时资助任勇去国外做访问学者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将他评为了“十大杰出青年”。

作为航空部第一个学法律出国的访问学者，到学成归来做出突出贡献，这个荣誉任勇当之无愧。要知道当时出去学习的人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都选择了留在国外。

在任勇做公务员的这段时间，当初北大的师兄师弟们先后开起了自己的律所，早早实现了满天飞的自由。而任勇工作多年，回老家时却连张飞机票都买不起，所以懵懂中，也冒出了开律所的想法。

其实很久之前任勇就想过，想要做律师的话，自己必然是要走专业路线的，但当时只有北大本科的文凭。虽然有国外留学经历，但是出国做访问学者是没有文凭的。这种情况下，任勇担心自己的专业背书可能配不上自己的雄心，所以就想再次出国读LLM。

当任勇跟领导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后，领导说：“目前航空基金的项目和MD这些涉外的项目都离不开你，所以出国的事情能不能往后放一放。”

我还挺好奇任勇怎么回复领导的，就急忙问他。

任勇说：“当时我都收到录取通知了，但组织上的需要我也要满足，所以出国的事就往后推迟了一年，这种时候就是向组织表忠诚的时候。当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这次你为领导考虑了，那下次领导也会为你着想，人都是相互的。”

一年期满，任勇以公派自费的身份，再次赴美学习，同时又去到Graham & James律所做着一份外国法律顾问的工作（第一次留学任勇就在Graham & James学习）。

我问任勇，那你在Graham & James都做些什么呢？

任勇说：“能做的很多，翻译、广告、合同等等，包括反倾销，Graham & James代表一些中国公司在美国商务部抗辩，我都参与了。”

这两次Graham & James的工作学习经历，为任勇的国际业务以及综合能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96年拿到美国LLM学位后，任勇再次回国，并开始跟领导沟通“下海”的事宜。在多次看到任勇的优秀表现，以及对组织的贡献与忠诚后，领导表示理解和支持。

不仅如此，因为了解任勇过硬的专业能力和踏实可靠的为人，在他的律所创办之后，航空航天工业部也将不少项目交给他来做，老东家变成了他的第一个客户。

1997年，天地和律师事务所正式成立。

关于律所名字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四川人爱打麻将大家都知道，其实当初任勇是准备叫天地律师事务所的，但因为重名难以注册成功，所以需要加一个字以作区分，任勇心想，这跟打麻将一样，天和（hu），地和，天地和！所以就起名天地和。

跟所有从前的经历雷同，任勇下定决心想要做的事，一定会做到极致，现在，只要提起反垄断和反倾销，天地和都是在业界让人不得不竖起大拇指的律所。

 

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反倾销案多是反日本；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在美国的反倾销案例就指数级增多。

1997年，中国商务部邀请Graham & James的Jeffrey Snyder（也就是任勇的前老板）、White& case的老大Bill Clinton和另外一名大PAR为中国反倾销立法出谋划策。

这件事当时在国际上都很轰动，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在反中国，终于看到中国做出了反制动作。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立案之后，中国哪位律师做过反倾销？

细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前文中提到，任勇当初在Graham & James工作时曾代表中国公司参与过反倾销案件的应诉抗辩。虽然不敢说任勇是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但中国第一批做反倾销业务并且到现在仍在坚持的，除了任勇，再无第二人。（仅限于代理外国公司的in bound反倾销）

任勇说，自己做反倾销是历史机遇，当时自己的北大同学做IPO、FDI、诉讼等等一个萝卜一个坑，早就占满。唯独反倾销没人能做，自己不小心就成了第一批人，而说到反垄断，任勇说那就更是历史机遇了。

其实早在若干年前，就有好朋友提醒任勇，多多关注反垄断。但当时反倾销才是律所的核心创收点，没有人愿意分出精力研究反垄断，甚至连反垄断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有任勇，一早就看到了反垄断的未来，没被反倾销带来的收入增长冲昏头脑。

既然没人做，那就自己做。从2003年开始，在中国的《反垄断法》正式出台前五年，任勇就带着天地和的律师开始专注研究反垄断领域，并深度参与了《反垄断法》长达数年的立法工作。

后来，听说商务部要推动反垄断立法，跨国公司们都特别紧张。当时微软中国负责法律事务的老大从美国回来问任勇：“你听说商务部要推动反垄断立法了吗？我得找个人帮我们关注一下。”找了一圈，除了任勇就再也没找到当时在反垄断方面有研究和建树的律所。于是微软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任勇第一个反垄断的大客户。

之后，任勇在反垄断领域的大客户越来越多，2005年英特尔、2007年高通、2010年可口可乐、2011年沃尔玛，包括后来的拜尔、西门子、陶氏、英飞凌、英伟达、超威半导体、西部数据、雀巢、康宁、索尼、三菱、丰田、住友等等。

任勇在反垄断领域也开始风生水起逐渐做到业内首屈一指，他总是做一些别人做不了而且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这跟任勇独到的眼光、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骨子里要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坚韧性格是分不开的。

中国反倾销案子从97年到现在立案100多个，任勇代理了大概70%的案子。在反垄断市场，以前天地和代理的案件大概占到40%。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律师加入反垄断领域，天地和的份额也被稀释了，但是大案要案很多还是由天地和代理。经营者集中附条件的案件，截至目前一共有54个，天地和代理或参与的案件占到了一半。虽然现在反垄断市场看似分散，竞争也很激烈，但是各种大案要案、疑难案件客户还是会选择天地和任勇。

谈到如何获得客户的信任，做到让客户满意和真正认可，任勇认为都是靠专业和口碑。把专业做到极致，站在客户的角度为他们争取最大化的利益是天地和一直信奉的准则。和综合性律所比起来，天地和小而精，是一家精品所，在规模和案源方面其实是占弱势的，因为综合性律所有并购团队的内部案源推荐。之所以能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上依然保持竞争优势主要还是源于天地和的专业。在反垄断领域任勇做过很多起里程碑式的案件，这些都为天地和赢得了不少好的口碑和客户。

谈到里程碑案件，任勇特别介绍了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第一个案件是他代理的一家日本著名的化工企业三菱丽阳收购璐彩特的反垄断申报。这起案件中涉及严重的横向重叠问题，交易后双方在中国的MMA市场的合并份额高达64%，按照当时的审批机关商务部反垄断局的执法思路，要对合并后公司采取结构性剥离（剥离公司的资产或业务）的救济措施降低竞争影响，而这会使公司实施这一交易的目的大打折扣。

为了尽最大可能维护客户的利益，任勇带领天地和的律师在深入研究借鉴众多欧美判例的基础上，成功说服了反垄断局在所附的条件中首开先河的引入了产能剥离的概念。客户对此非常满意，并特意为任勇及天地和团队定制了表彰的奖牌。任勇说：“同期反垄断局还在审查一个具备相同竞争问题的日本公司的案件，但那个案子反垄断局最终就附加了结构性剥离方案，两个案子的结果对比非常明显。因为我不懂日语，在这个案子之前，并没有什么日本客户。因为这个案子的成功，有很多日本客户和案源主动找上我。”

另一个案子是天地和最近代理的超威半导体收购赛灵思案，这是反垄断局今年1月28日公布的一个附条件案件。在和反垄断局谈救济承诺方案的阶段，反垄断局和相关利益方曾经提出要附加类似结构性救济的限制性条件。后来天地和代表客户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和论证，并从反垄断局和相关利益方竞争担忧最本质的方面出发，提出了行为性救济作为替代方案。最终反垄断局没有附加类似结构性救济的条件。通过任勇以及天地和团队的努力，一方面成功解决了反垄断局的担忧，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客户的最佳利益。

听了任勇的介绍，让我更了解了这个天地和的掌舵人，也让我了解了为什么天地和这家规模不大的律所能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反垄断领域能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的“秘诀”以及天地和在业界取得成就的驱动力。

说任勇是国内反垄断领域第一大PAR，这并不是郡主说的，当然更不是任勇说的，而是他的客户们说的。恰好法佬汇平台上汇聚的全都是国内超大企业的法总，里面有很多任勇的客户。而且，国内有影响力的反垄断案件，有很大比例都是经任勇之手。在访谈任勇之前，我也去跟他的客户们了解了情况，提起这位小个子的大PAR，客户们都赞不绝口。

尽管一直以来我对任勇的评价都颇高，但通过这次专访，我对他的认识又更深了一层。作为一个业内首屈一指的大PAR，他仍保持着无论案件大小，亲力亲为的敬业与认真；作为一个在实务界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法律人，他仍对法律事业满怀热情与干劲；做为一个貌不惊人的小个子，他总能在事情上，让你看到他与其身高极具反差的魅力与伟岸。

任勇的过去充满精彩，他的未来也注定会创造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