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斌：浪漫中的严谨 中文系的法总丨 郡主的客厅 第八期
赵斌在法佬汇千余位法佬中是特立独行的一位“儒将”，温文尔雅极具文人气质，待人接物平和真诚，人缘好。寻思良久，我才下决心约他采访，他是北大中文系的底子，我哪敢轻易“造次”。没想到身居高位忙得不亦乐乎的他一口答应并约定了大致时间，还为此专门前来我的客厅“踩点儿”，相谈甚欢后才确定了正式的采访时间。
赵斌来访永远西装革履，对身材管理十分到位的他对形象的要求都到了“苛刻”的地步。这次我却发现：西服上没有公司标志了。赵斌笑了：“哪能一成不变！唯一不变的是，只要郡主有令，必须随时响应。”虽是玩笑，足见重视。他说，几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从未回头检索过自己的发展之路 – 原来今天是他第一次认真回顾曲折的人生之旅！赵斌谨慎，轻言慢语中却有听惊雷之感。原来赵斌儒雅平和的外表下有颗奔腾的心，有着法律人中常见的毅力和坚韧。不聊不知道，一聊吓一跳，此君又是一位从18岁就一步上高铁，一路花似锦的低调牛人。采访他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眼睛疼，因为我一次又一次地刮目相看老熟人。
三代居于北京的赵斌是名副其实的老北京人，1980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的他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但当年最难考的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没有按照“标配”去从政或一头扎进象牙塔，而是在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后，于1987年选择赴美留学。“作为最早出国的那一批人中的一个，怀着作家梦进入北京大学却到美国学法律所为何来？”
赵斌说当年没走寻常路其实很简单：“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至于后来学了法律，倒是始料未及的。”
7年中文系的学习，赵斌却逐渐放弃了当作家的想法。“学了太多的修辞句法韵律平仄等等规范之后，行文作赋反到提笔唯艰，作茧自缚；阅读别人的作品也总是吹毛求疵 – 这倒是与律师的特质不谋而合：戴着规则的显微镜找漏洞，防风险！”想去看世界的他揣着几十块钱踏上美利坚的国土，开始了边当助教边学习的留学生涯。在明尼苏达大学，赵斌的博士研究方向是世界语言的句法模式和计算机语言的生成。学中文出身，在博士阶段却搭上了先进技术的车，这不能不说是冥冥中的暗合，因为赵斌此后大半的职业生涯都是在高科技公司。不仅如此，作为研究语言学的，学校要求要学三门外语。“中文是母语，不算；英语也不给算。我就学了日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相识多年，我竟不知他是五国语言在身的高手。这令我刮目，虽然他最后把五分之三都已经还给老师了。
攻读完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赵斌想：“这辈子该读的书都读了，继续做学问貌似也没什么意思，何况当时祖国不断传来好消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国家实力迅速提升，个人发展的机会远多于以前。从此我要开始做 hands-on的工作，要做现实而对社会有用的事情，不能仅仅是停在paperwork上。我得学会解决点实际问题。”
有想法就马上付诸行动，赵斌说到做到。“能经世济民，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法律岂不是个好的切入点!”事实证明，赵斌的选择永远是在高阶版上。他揣着半工半读攒下的钱，毫不犹豫地申请了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的JD课程，并且顺利拿下了学位并取得了该州的律师执照。“当年别说排名了，我连law school长啥样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当时排名全美前十五。如果是现在，哪个中国人不想上哈佛的法学院，但是我选择上那里是囊中羞涩 – 因为我一直在那里读完了我的硕士和博士，所以我可以享受本州人的半价学费。”一学上法律，赵斌发现自己学海徜徉十数年，一片红海在眼前。
因为是半路出家，又是读JD，饶是赵斌俩masters加一个PHD在手，一步跨向了另一个世界的学霸也感觉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难的当然不仅是语言，而是有些法理真的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我那时理解的法律不就是宪法、婚姻法、刑法那老几位。怎么还有合同法，听都没听过。比如说合同法中一个重要的概念——consideration（对价），我就想为什么会有对价这事儿，感觉自己永远都无法理解。现在咱们都知道，交易就是你来我往，大家互相受益，互利互惠才会有 meeting of the minds，也就会有对价。但是这些在当年对我完全是一种alien idea，跟我们讲的大公无私背道而驰嘛。”
“因为那些概念、知识点、观点我都没有接触过，光靠课上我消化不了。我就想了个主意，把老师的课录下来，课后反复地听，比常人多花费数倍的时间和精力，为的就是别落下。”
正在赵斌点灯熬油地加班加点学习之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从此与知识产权结缘，但在当时，他却狠狠地被这个他不知其所以然的概念给撞懵圈了。“有一天，我在课上正堂而皇之地录音，讲课的女教授突然发现了，一下子冲过来，把我的录音机没收了，并且告诉我她的课不可以录音，这是她的知识产权，神圣不可侵犯。”那是赵斌第一次听说知识产权这个词，他也没想到此后的职业生涯跟这四个字息息相关。“当时合同法里的一个对价都能把我折磨一番，知识产权简直是闻所未闻。我才知道我要想录音必须要事先跟老师沟通，得到允许后才可以录。所以我立即跟其它课程的教授们沟通录音的事情并获得允许。但那位女教授却是压根儿就不让录，而我也必须尊重她的选择。”
赵斌不但被知识产权醍醐灌顶，更感受到了深层次的文化差异。
“当时我还挺引以为豪的，我把课上录音看做是很正当的事情：听不懂，录下来，课下还学习，这不是咱们中国人努力奋斗刻苦学习的表现和标志吗？谁承想却成了侵权行为。说到底，这是文化差异，而其中折射出的是法学的理念。从那时起，尊重法律，敬畏法律贯彻了我的职业生涯和人生旅途。”身边没有一个中国同学的赵斌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学生，美国同学很友好，纷纷伸出友谊之手。自己的加倍的努力和同学的帮助让赵斌在一年后就进入了法学院的law review,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这是很高的荣誉，我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特别幸运，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学习教材之外的知识的机会，不同学生的文章，不同的观点碰撞，对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训练和教育。”同样在美国读完JD的我自然知道进入law review 的难度和荣誉感，不但语言要好，更要理解美国的文化，理解法律的理念，对于一个中国学生这真的是堪比登天的事情，赵斌在经历了知识产权的洗礼之后居然做到了。我不得不再次刮目相看。
读JD虽苦，却终身受益。赵斌说学习的过程不只是知识积累上的飞越和跨文化，跨专业的融合和重生，对他的职业性格和行事风格也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一定程度的改变。
“学文学的多少都有点散漫加浪漫，天马行空，崇尚无拘无束。但是上law school这三年下来，每天‘精打细算’一样的学习，培养了我职业上很受益的性格，就是行事要非常严谨，极其注意细节，并且特别自律。同时，做事情讲求用事实说话，根据科学的逻辑来做判断，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完全跟着感觉走。可以说JD的三年学习对我的整个人生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其作用力一直延续至今。”
赵斌可以说是目前来“郡主的客厅”的学霸之一，双料硕士和博士。高开必然高走，如此傲人的学历在择业中，让赵斌开始了第一段职业高铁旅程——入职两家前世界第一律师事务所（“X所”和“Y所”）。
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赵斌给X所投了份简历。不久，对方就通知他第二天早上八点去面试。从他所在的明尼阿波利斯到芝加哥大约500英里左右。时间紧，任务重，赵斌只能选择自己开夜车上路。
“白天我的美国同学带我去买了西装领带袖扣等全套穿戴，还手把手教我怎么系领带、如何扣袖扣等。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正经八百穿律师的西装。我也才知道律师的西装跟普通的西装不一样，比如它必须是毛料的，每个附件都有明确的穿戴要求和规矩。尤其是在明尼苏达那个比较保守的地区这种规矩尤为重要。准备停当，我拿上家伙事儿，晚上10点就披星戴月地出发了。”我惊呼：“你要开一夜车，不休息吗？那面试能有好的状态吗？”面对我一连串的问题，赵斌却不急不躁。“当年年轻气盛。孤身一人冲进黑暗，困了就灌一口可乐，听听录音带的音乐。要知道那时没有手机，更没有导航，边走边查跨州地图册。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到了X所的楼下，把车停好，我就在车里眯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冲进大楼，在卫生间里洗了把脸，仔细地换上西服，然后故作镇静地上楼去面试。”看着儒雅的赵斌，想不到他也有那样的“仓皇狼狈”时刻。精神抖擞的赵斌经过了5个大律师的轮番面试后顺利拿下offer，进入了如神一般存在的X所，成为了一名律师。能进入那样的律所是多么大的肯定和荣誉，赵斌却谦逊地说并非自己特别优秀，而是赶上了好时代。“北大的背景，JD的学校排名，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大爆发，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我被录用了。而且立即就被派到亚洲办公室。”
于是阔别故乡十几年的他回到了北京。令他没想到的是他一个老北京居然下了飞机就“找不到北了”，因为北京的变化太大了，“近乡情更怯”，赵斌不得不刷新脑海里故乡的模样。“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天落地首都机场，一路上看到无数汽车和自行车交叉飞奔，不禁目瞪口呆”。
最令赵斌难忘的是北京办公室的繁忙景象：中国企业天天在门口排着大队等着签合同。“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外企的大量的涌入，几种新型的企业需求量特别大。当时我们在屋里准备合同文本，企业代表就坐在外边等着签字。”
赵斌说他的“律师”生涯后来突兀地就结束了，因为他被自己的客户给挖走了。于是他再一次实现高铁换乘，从此开始职业生涯的下一段高光时段，从律师到法务，也从此真正实现了当初要做hands-on job的愿望。
加入Y所并且在上海开始工作后，赵斌成了当时他们大客户的驻场律师。这家客户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芯片公司（“A公司”）。
“当时A公司业务忙，我就常驻在那，一呆就是仨月或半年。久而久之，某一天，人家就劝我：赵律师，您干脆入伙吧。”“这可以说正合我意。从上大学到工作了两家律所，我的工作内容其实都是偏学术，上学上了十几年自不必说，就是当律师八年也和学术研究相差无几。写一个备忘录都要面面俱到，能查到的法条都查到，最后给人家一个没有定论的结论，很像学术研究。我当年可是发誓做hands-on job的呀，工作了好几年还是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我当时迫切地想沉下心来干实事，从事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A公司的邀请，有点正中下怀之效。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多年，他觉得自己对生活不是很懂，对企业不是很懂，对贸易商贸也不很懂，A公司的橄榄枝再次触动了赵斌内心的千千结，是该到了解开这个结的时候了。于是，他正式加盟了A公司，开始了与高科技公司的缘分。
在上海加入A公司的赵斌借着SARS肆虐的当口要求回北京工作，正好A公司北京没有inhouse，于是在辗转十几年后，赵斌算是彻底回家了。
赵斌形容在A公司的工作感受是终于接地气儿了。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虽然工作很多年，做inhouse却是头一回。我很好奇缺乏在公司工作经验的赵斌是怎么handle这份工作的。“如果业务部门有问题，你不一定都有答案或迅速找到解决办法，你怎么办？”赵斌直言真是问到点子上了：“很受挫折，不断碰壁。”人生一直开挂的他给外所组建中国办事处都手到擒来，帮着取的中文名字至今都在沿用，在A公司突然感觉自己的价值难以体现。“那时候，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不能总跟人家说no吧，可是不说no自己业务还不熟悉，也不知道事情该怎么办。我就抓住一切机会和业务部门的同事交朋友，沉下心来学业务，在实践中磨练。那个过程真的堪称折磨，但痛苦了半年后我就过了磨合期。”“从inhouse小白到实现自己干实事解决问题的夙愿只用了半年，是不是很有成就感？”虽然我眼睛被刮得生疼，还是打心眼里替他高兴。“确实，因为我可以凭借自己所学解决问题了，完全符合我弃文从法的初衷和经世济民的理想。所以，我遇到这些问题时学习的动力十足，还有就是当年外国企业进入中国不久，各方面都比较顺利，商业环境和政策环境都很友好，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必要的缓冲。”赵斌说当年虽然从practicing lawyer转型inhouse，工作很不同，但遇到死胡同的几率并不大。“再说，一条路走不通就多试几个办法，基本都能搞定。但这种转型对我个人的职业发展意义重大。”
赵斌经过半年的磨合期后，摸索出自己的工作方法，也奠定了此后他和他带团队的工作理念——inhouse counsel 不要轻易说no。
我还得刮：这也太难了吧。赵斌似乎看出了我内心的想法。“outside counsel也许可以说No，甚至可以粗暴地给出一个结论：根据法律条文这个事是不可以实施的。但inhouse counsel 却是不可以简单说No的，inhouse的价值就是不但要给BU开路，而且还要在法律框架内合理地解决问题，促成商务项目的实施；否则要你何用？”
赵斌从进入A公司开始，不但实现了职业生涯的转折和转型，也开启了与高新技术公司的缘分，最有趣的是当年因为录课第一次听到知识产权这个词，十几年后的他才在A公司真真正正体验了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见证了知识产权在中国从0到1的发展过程。
“一个外国企业在中国要实施知识产权保护，而中国当时各方面对此都还一片茫然，有顾虑甚至抵触。经过努力、引导、磨合和配合，让国内合作伙伴们逐渐接受了知识产权的理念，并且最终让其自身受益。这个过程是我在A公司的一个很重要的体验。”
当年知识产权的理念还没有现如今这么深入人心，即便是中国最好的公司，当时不但鲜有专利，知识产权的概念也比较薄弱。这难度可不是现在说出来这么容易的。赵斌说其实当时的外国企业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为了让国内合作伙伴们接受这个概念并运用起来保护自己并且自身获得收益也是很努力的。“为了推动中国企业加入国际标准组织，当时我们主动协商，向合作伙伴转让专利；有了这个必要条件他们就可以加入国际组织，逐渐适应知识产权保护的这种理念和商业模式，并且感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益处，这样就有动力来大家共同助力实施知识产权保护。”
赵斌却说中国团队在这一点上功不可没。赵斌感慨那几年的不易，也庆幸自己为此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公司的策略其实还是我们中国团队提议的。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了中国和欧美企业的差距，就会思考如何能让中国企业尽快同步成长起来。我们当时的理念就是要让国内合作伙伴们自己感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益处，而不能靠说教和施压。”赵斌强调说这也是中国团队扩大和丰富跨国公司文化的例证之一。“我们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更懂中国的社会和人情，所以能提出有的放矢又行之有效的措施 – 用今天的说法是：让大家互利共赢。”赵斌颇为自豪地说现在的中国企业不但有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也有了专利，而且他们肯投资很多钱去开发更多更好的专利，并且看到了这个商业模式的优势，并以此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这些成就是经过早年跟外企之间的磨合和互利互惠后逐渐形成的。这些从某种程度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当年执行的时候，当然绝非像他现在娓娓道来这么轻松简单。此时，我愿意给他和同时代的律师同行们热烈的掌声。掌声响起来，心里更明白，知识产权的问题永远都会在。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外企业开始共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后，赵斌转头进了一家著名的日本消费电子公司（“B公司”），这次又是跨界，不但管法律也开始做GA（ government affairs），从而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再次拓展。前文说到赵斌可是会5门语言的，其中就有日语，难道这也是跳槽到B公司的原因？赵斌的回答出乎意料：“我在那里一句日语没说过。”经年不用已然退化的日语并不是他在B公司没说过日语的原因，根本原因是完全不需要。“当时B公司是一个美式的日企，其Working language是英语。当时的全球的CEO是美国人，自己的老板即全球GC也是美国人，然后我还是双总部工作，这个月我去东京，下个月我到纽约。日语愣是一天都没用上。”在B公司最全球化的时候加入其中，赵斌连说了好几个lucky，让我感觉他的新选择恰逢其时。
在B公司，因为职责范围的扩大，赵斌又“get”到了一项新技能——法律与政策配合使用，才能更好地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
从当年的游戏机进入中国市场到后来随着中国政策变化某些软件预装的尴尬，主管GA的赵斌在实践中体会到了政策和法律的紧密联系。“这也是我毅然去B公司的根本原因，我的职责在法律上加入了GA的因素，因此工作内容既丰富又充实。”
B公司当年在业内也是别家难以望其项背的，但赵斌却感觉逐渐看到了极盛而衰的迹象。
“B公司当时主要卖4个产品，大屏幕电视机，笔记本电脑、照相机和录像机，其中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就是便携式的卡片照相机，当年在大街上几乎人手一个。”“当年许多家庭都有B公司的产品，并引以为荣，可以说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怎么可能不挣钱呢。”想想自己也曾经拥有过的好东西，不觉心疼。“你能想象当年一个几十英寸的大电视真正的利润才100多块人民币吗？从设计技术、采购原料、生产制造，运输销售，到售后服务，那点利润近乎赔本儿赚吆喝呢。举个极端点儿的例子：早年50寸的电视大概是5万块一台，也就20个功能；但到我离开公司时，同样的产品大概有50个功能，却只能卖2万块了 – 功能越来越多，产品越来越精细化，但是价格越来越低，说明它的利润越来越薄。因此，我当时个人的认识是：那是夕阳产业了。”当然，10年后与杨进总的一次茶谈，让赵斌对制造业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对制造业的同仁们的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肃然起敬 – 这是后话。
“B公司那么好的产品也曾雄霸一方，知识产权自然也是工作的重点了？”
赵斌说确实如此。“那是公司一项很重要的业务，也有知识产权部，可惜的是就像捧着金饭碗却讨不到几口饭，因为当时的产业圈朴素地认为，看不见的东西是不能交易的。”那么漂亮的产品，杠杠的质量，超低的价格，先进的技术，当时就有4k技术和可折叠屏幕的B公司居然折戟知识产权，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在B公司工作5年的赵斌心里边隐隐约约地开始感觉不大好，看到江河日下的传统技术产业的困局，他直觉传统的技术终将要被新兴的技术和产品取代。而当时高通公司最与众不同的就是其尖端技术开发及专利许可业务，这种特殊的商业模式在其他产业其他公司是罕有成功先例的。
正当赵斌感觉到企业靠卖终端产品已经难有发展空间和前途的时候，卖芯片，靠技术研发和许可专利的高通找上门来。高通的业务模式，概括来说就是，通过大规模投入、提前很长时间的前期研发，进行核心、基础技术的系统性研发，然后将这些研发成果以芯片和专利的形式与业界进行分享，降低行业的技术进入门槛，从而促进技术的普及和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2012年新年，在深入了解高通的技术能力和商业模式之后，赵斌踏入了高通的大门。赵斌拿起身边的手机：“你看，现在的一个手机，把原来电视机、照相机、录像机、笔记本电脑的功能融为一体，功能全面而又强大。从技术上看前途无量，从商业模式上讲终于实现了靠知识产权获益。”全新的理念、没有做过的商业模式，内心狂野的赵斌永远爱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并努力keep learning。事实证明进入高通确实amazing。
从JD课上被老师拒绝录音开始，知识产权扎根在赵斌的内心。在A公司他帮助公司做的是让国内合作伙伴支持知识产权保护，在高通赵斌的工作进阶为：知识产权是有价值的。换言之，不应把知识产权敝帚自珍或束之高阁，而应该让它进入市场流通，让权益产生价值。“我后来一直信奉知识产权应该保护并且它是有价值的，是可以并应该成为企业发展增长点的。”这个重大的观念上转变，是赵斌在历经三个世界领先的高科技公司的摸爬滚打后学到的重要理念，虽然现在它已广为人知。
赵斌在高通的9年经历的事件，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一个律师一辈子也许就碰到一次的级别。但他却是遇到即无小事。文质彬彬的赵斌经历的哪一件都当得起惊心动魄，其跌宕起伏的情节，也许各位将来会在他的回忆录里重温。从进入A公司开始伴随赵斌职业生涯的除了知识产权，还有一个更“魔幻”的反垄断。赵斌说这两位是他职业生涯里甩不掉的“标签”。赵斌温柔雅致的外表下内心的奔腾如果不是采访时是不会被察觉的。从两个前世界第一大所在中国开疆拓土到三大世界顶级高新技术公司在中国的深度拓展，狮子座的赵斌一直在追求“永远争第一”的律师职业性格。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赵斌说自己对日新月异的北京感到越来越不熟悉，永远在重新认识。第一次重新认识是因为多年未回感叹变化之巨大，第二次却是因为一直在国贸工作奔忙，对其它地区基本不熟悉。偶尔去趟王府井，却感觉进了大观园。赵斌有时候“幼稚”得可爱。从文艺青年到严谨务实的法学博士；过了把职业律师瘾后又和高科技公司法务挂上了钩，转而成为了知识产权和反垄断的专家。赵斌的人生一直在高铁版的职业轨道上运行，每次换乘都是无缝衔接，不断在进阶中前行。那些年，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文人赵斌于风花雪月中经历了国际律所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落地开花，见证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的突破与发展，也因为这难得的学习经历和和体验而完成了自我成长。“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世界正在发生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法律人也会伴随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而不断进步！
赵斌人生经验之一：想当大作家，别上中文系；想当好律师，试试做法务。赵斌人生经验之二：有理想， 敢追求， 寻突破；但机遇也很重要。赵斌人生经验之三：法务不能轻易说NO， 合规完成项目才能体现价值。赵斌人生经验之四：提醒自己：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赵斌人生经验之五：法务也可以试试去作CEO (下辈子！).
赵斌先生现任美国高通公司负责法律和政府事务的全球高级副总裁。除全面负责所有涉及法律及知识产权、对外联络的公司事务外，赵斌先生还广泛参与公司有关行政管理、合规经营、风险控制、通商服务、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管理工作。赵斌先生在北京大学取得了本科和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又分别攻读了文学博士和法学博士学位。获得美国律师执照后，赵斌先生曾先后在数家著名国际律师事务所执业，包括美国贝克·麦肯斯律师事务所 (Baker & McKenzie)、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 (DLA Piper)、美国美富律师事务所 (Morrison & Forrester) 等。在加入高通公司之前，赵斌先生担任过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的高级法律顾问，及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赵斌先生曾多次入选Chambers & Partner、Legal 500和 ALB等全球知名法律评级机构和刊物的重要排名和奖项“钱伯斯中国：2019年全球影响力人物”、“Legal 500 2018年总法律顾问（中国团队）影响力榜单”和“ALB 中国年度最佳总法律顾问15人”等。赵斌先生积极热心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踊跃通过各种渠道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赵斌先生目前担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商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网络知识产权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高通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无线科技创新者，也是5G研发、商用与实现规模化的推动力量。把手机连接到互联网，我们的发明开启了移动互联时代。今天，我们的基础科技赋能了整个移动生态系统，每一台3G、4G和5G智能手机中都有我们的发明。我们将移动技术的优势带到汽车、物联网、计算等全新行业，开创人与万物能够顺畅沟通和互动的全新世界。高通公司包括技术许可业务（QTL）和我们绝大部分的专利组合。高通技术公司（QTI）是高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其子公司一起运营我们所有的工程、研发活动以及所有产品和服务业务，其中包括半导体业务Q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