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法官生涯兢兢业业，临近退休，居然主动放弃公职？

别急，我跟大家一样好奇。

前段时间我回大连探亲，大连国际仲裁院院长毕凤有得知这个消息后联系我。他说：“早听说郡主在法律圈深耕多年，影响力大家有目共睹，有没有兴趣为咱们大连仲裁事业做点贡献？”

我自然义不容辞，于是专门安排时间登门拜访。这是我跟毕凤有院长第一次见面，也正因这次见面我才得知他做了三十年法官，却在临近退休时选择来当大连国际仲裁院院长的事情。

改制一年多以来，在毕凤有院长和大连国际仲裁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大连国际仲裁院取得了非凡成绩。这让我对他充满好奇。

于是我接着邀请他来《郡主的客厅》讲一讲他的故事。尽管时间早被工作排满，但他仍抽出周六上午的时间参加了访谈，这才有了今天这期法律界的传奇故事。

 

 

这次视频访谈是我第二次见毕凤有。他还是老样子，很礼貌地问我是不是可以抽烟。上一次他和我说过，工作太多，抽烟有利于思考。等退休了再琢磨戒烟。我说：你抽吧，但是这三十年的故事你要好好给我们讲讲。

他笑了笑说：“我哪有故事，都是意外。”

随着一口淡蓝色的烟雾，一起吐出的，还有毕凤有三十年来的一幕幕往事。

一九八七年，毕凤有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连海事法院。但在那个人工调取档案的年代，难免出现漏调。很不幸毕凤有就是其中之一。

较了一番真儿后，他自己找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最开始的工作，是在刑事庭。基于法院内部工作调动，他先后在刑事庭、经济庭、研究室、政治部和办公室五个部门工作过，多岗位历练，在实践中摸爬滚打，让毕凤有迅速成长。

毕凤有是吉林人，听他笑呵呵地回忆那段往事，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一个少年，分配之初每天在海事法院门口报到的倔强模样。于是我说他太有执念了。

毕凤有说哪有什么执念，不过都是意外罢了。他觉得执念是成功人士才能给自己贴的标签。而他不是成功人士，说他有执念他说不出口。如果要给他下一个定义，无论是当年找工作还是后来做三十年法官，他觉得还是认真两字比较贴切。一来学校给分配了，单位不收，他得较较真。虽然失败了，但在市中院，他就更想认真对待工作，把工作做好，因为法律是严肃的，容不得不认真。

我问他做了三十年法官，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心得可以分享给大家。

镜头里的他吸了口烟，看向窗外，说：“辛苦是一定的，但也很充实。从我进刑事二庭就没有离开过文字。那时候大学生比较少，擅长做文字工作的人自然不多。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反贪污贿赂的规定，是两高发布的。要写心得。庭长就跟我说，小毕你写一写吧！写完后就在我们辽宁法院系统的期刊发表了，那是我在系统内写文字的处女作。原则上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嘛，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工作就没有离开过写材料。”

认识这么多法院的人，我当然清楚没经过系统的培训，法院的材料可不是好写的，毕凤有接下来的话，也解开了我内心的疑惑。

他说：“后来在法院工作的日子里我就没有间断过写材料。大学学的写法和实践中的写法是不同的，不经过历练，写不出来。我记得当时在研究室工作期间，院长和我说，要把自己当成他，他想什么我就想什么，因为我是给他写稿。他让我要有院长的感觉。我哪有什么院长的感觉，材料写到后半夜，两三点还在写，只有想哭的感觉。”

毕凤有长吁一口气笑说自己当时的感觉就是别人在搓澡自己在挠头，写不出的状态很痛苦，但他又说，同时这个过程又确实是真实的锻炼，表面上是锻炼写文字的能力，实际上是锻炼思考问题的能力。这是领导对自己工作能力的培养，整体工作布局、细化工作流程，在后来的工作中，都是大有裨益的。

毕凤有坦诚地表示，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是从心底里感激领导的。后来他去基层法院，现在在仲裁，当年写材料的“里子”都是可以借鉴的方法论。这些沉淀下来的经验不必去找，自然就会胸有成竹。

2007年，毕凤有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任院长一职，一干就是七年。我又追问他当法院院长时的经验心得。

毕凤有微皱眉头，抽着烟思考片刻回答：“当一把手首先要有一颗公心，拿工作调动来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但你不能私下交流，谁有什么特长，履历如何，适合什么岗位，要有详尽的公开说明，否则不能服众。第二是保持透明，下属找到你办事，那一定是他办不了，但如果你介入了，就势必会违反原则。你得坚持原则，不然你开了一个口子，下面的同事一看，领导给人做关系摆平事情，那他就会效仿，这是错误的。“案件一进门，两边都找人”，当时案件一进法院，各种关系都会找进来。所以必须保持自己的公正透明。在我们党内打掉的贪官，都是一点点因为关系积累起来的因果。他们动辄收几百万、上千万、还有更多的，不把握住自己，那最终就是家破人亡。”

其实那个年代制度上对公职人员的约束并不像现在这么完善，现在过问案件都属于违纪行为，当年是没有这么严格系统的规定的，这些所谓灰色地带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毕凤有能主动保持清醒和自律，两袖清风，不禁令我肃然起敬。

毕凤有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并不避讳自己也爱财，但他更明白“非义而为一介不取”的道理。

 

 

我问毕凤有院长为何在法院系统工作了三十年之后，年逾半百时又要去仲裁院。

毕凤有直言不讳，他说自己当时的本意就是辞职。他希望可以自己做一些事情，目的是能增加收入，对家里更好一些。在法院公职在身，两袖清风是荣誉。但在家里他是父亲是儿子，两袖清风是亏欠。想给家里多做贡献，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辞职。

在法院工作一辈子，五十一岁却准备重新出发，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

提出辞职时，毕凤有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规划。但组织对毕凤有另有任用，安排他去大连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任副主任。

我很好奇从法院到仲裁院，会有什么思想上的转变。

毕凤有说法院和仲裁院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当时有一种通行的说法是仲裁就是二法院。毕凤有说他觉得这个说法贴切，也好理解，虽然不准确，但是对于普法是有正面作用的。仲裁院只审一部分民商事案件。只有这个部分两者是相通的，同时也不相同。因为仲裁院的定位、运作的模式和程序、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等等，都和法院不一样。如果一样，仲裁院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不过既然组织安排他到仲裁，那自然有组织的考虑，相通和不同，是需要他通过工作理解的。正是因为他的法律工作经验，因此对他来说，从法院到仲裁院，论及思想的转变，准确地说，应当是到了陌生的环境，运用自己的经验和优势，以一种新的视角，处理熟悉的事情。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如果说让一个人在仲裁和法院之间选择工作，他大概率还是会选择法院的。因为仲裁是一个相对边缘化的部门，案件体量小，受关注的程度也不是很大。毕凤有说自己后来接触过的很多当事人，在本能上都是更倾向于上法院解决问题，原因很简单，法院在他们看来是国家的一个有权力的审判机关，但仲裁不是。

首先，毕凤有从法院到仲裁院，从一个稳定体面的平台选择到一个相对边缘化的平台，这是他的勇气和眼界。另外，就是在仲裁院这样的尴尬处境下，改制后，毕凤有带着一往无前的决心和魄力与仲裁院全体工作人员一道取得了不凡成绩，这也是我敬佩他的原因之一。

从法院到仲裁院，毕凤有适应很快。而且令他意外的是，通过后来在工作中摸索，他发现在仲裁院个人的工作能力能够更好的得以施展，他是在工作中感觉到，仲裁是另一方广阔天地，他的心气也是在仲裁的工作中又提起来的，现在想一想，仲裁院是能让人大施拳脚干一番事业的地方。

谈到仲裁院的种种，毕凤有明显地兴奋起来，他的眼神比之前都要透亮，我从中看到了他对仲裁事业未来的憧憬，期待。访谈了这么多嘉宾，经验告诉我，毕凤有找到了自己能够为之奉献余生、真正热爱的事业。

 

 

毕凤有于2018年调任仲裁委，次年下半年仲裁委准备改制。他跟着班组到处学习，到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学习当地仲裁机构的先进经验。前后酝酿了一年多，关于改制的思考和后来中央两办发布的76号文件精神居然不谋而合。文件发布之前改革没有根据，文件发布之后，改革便大刀阔斧，积极推进。从有改革的期望开始，到真的改革，四年时间跛行千里，终得正果。

仲裁的改革是从政府体系中独立出来，人员编制、人事机构都和之前完全不同。以他为例，原来属于参公身份，改革后就需要辞掉原有的身份。这是改革方案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仲裁机构的改革从大框架上来说，是在政府层面取消了编制，仲裁机构不再是市政府的下属单位，但这也是改革的障碍之一。尤其在北方城市，即便收入不高，但大部分人还是对体制内身份格外推崇。因此改革伊始，就产生了三条去路，一部分人提前退休、一部分人调去其他单位，这两部分人都可以保留身份。还有一部分人选择辞去身份，毕凤有就是第三种人。

当时毕凤有在大连已经是副局级干部，这可能是很多人奋斗一生才能达到的高度。和新单位签完合同后，原有待遇全部归零。

当时大连仲裁委发展的不是很理想，团队规模不大，一年案件量也不多，但有财政保障，也是衣食无忧。改革后，财政停止拨款，毕凤有院长需要领导团队自负盈亏。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毕凤有说：“确实不容易，有纠结”。2020年时他已经五十五岁，离退休只剩五年而已。他的行为用东北话讲叫“没正事儿”。其实一般在机构里，最后的五年是应当平稳过度，慢慢后退的。但在对外学习和对内研讨中，他相信仲裁是一方广阔天地，改革的阵痛在所难免。只有接受，才能大刀阔斧地施展才华。于是做了三十年的公职人员，一朝改革，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毕凤有说即使放在现在去思考当时的改革，他也依然认为是值得一试的，因为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我问他：“那你当时辞掉公职身份，家里人的意见是什么呢？”

他腼腆一笑，有些不好意思，说：“没人支持。”

之所以这样问是视频访谈一开始我就注意到，在毕凤有院长办工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精致的全家福。其实他是一个热爱生活而且很看重家庭的人。但即便这样，毕凤有依然没有听从全家人的建议，坚持自己的选择。我不觉得这是执拗，反而更有一种深思熟虑后的笃定。

我笑着打趣道：“你这个人，党不让你辞职你就不辞职，家不让你干的，你可没听话。”

毕凤有也笑了笑：“那不是因为国大家小嘛！党员嘛，党说啥就是啥，必须要服从党的领导。其实我的家人也没有说反对，虽然是不支持，但是也说由我自己拿主意。”

毕凤有的兴致在于仲裁改革，于是我请他详细说说改革的事。

 

毕凤有说当时除了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大多数地方的仲裁机构都没发展起来。案件量比较少，年受案标的额不大，仲裁机构工作的人数也不多。改革前是财政拨款，就是每年按预算拨款，大家工作就是按部就班，这种状态是由欠缺积极性调动的机制特性造成的，为了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才有的改革。有些像是鲶鱼效应，只是这条鲶鱼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崭新的制度。

仲裁的概念最早是国外提出的，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民间机构。但在国内最早是行政机构，九十年代中期，一夜之间很多设区的市都成立了仲裁机构。我国的仲裁机构和国外仲裁机构原本的定位是有区别的。这次改革的本质是向仲裁原有的社会属性的回归。仲裁委不是营利性的机构，应当根植于市场，受认可才可以存续，不被认可就应当消亡。只有这样，仲裁的公正性才能更好地保证。因为生死都在口碑，因此要把握质量、效率，方方面面都要做好。这样才会渐渐形成号召力，就如国际上一些知名的仲裁机构，慢慢形成自己的公信力，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当然改革之后财政拨款被取消，仲裁院需要自负盈亏，这可以说是一个现实并且紧迫的挑战。

毕凤有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开张之后没有任何拨款，原来的28人留下了11人，财务支出多少有些吃紧。只有等着案子来，收一点仲裁费，才能维持正常运转。前几个月非常不容易，开了门要是没人来，仲裁院也不能去街上拉人进来仲裁。好在总是会有案子选择仲裁。只是案子有多少个、案件标的有多大无法预知。

论及改革的过程，毕凤有说那是非常艰难的一段记忆，于个人，每个人都有纠结，思想变化很快，走与留难有定数；于程序，市委形成报告层报获批，回到自己的层面也经历数次研讨；于实体，改革两字写出来容易，但改革之后的一切未知，大到如何运行，小到如何收费都难以确定。毕凤有再次表达：很艰难。

从结果来看，之前的这些艰难种种，如今都是一枚枚功勋章。一年时间，机构人员从11个人发展到40人，年受理案件标的额从40亿做到100亿，跻身全国前十名。

改革后的变化之大，是所有人在改革之前不敢想象的。毕凤有说，办案秘书团队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改制后招聘的年轻人都有法硕学位，同时还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对员工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的一年里，秘书团队坚持不懈地定期开展业务培训，使大连国际仲裁院整体服务水平、专业化程度都得到极大提高。总结来说，对内抓管理，对外树形象。

我问他成果怎样。

毕凤有颇为自豪地告诉我，去年仲裁标的额已经突破了百亿大关，这使得大连国际仲裁院进入全国前十的行列。在大连本地，从原来的默默无闻到现在众人皆知。相关部门和企业都关注到大连国际仲裁院的变化，这是树立公信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现在大连国际仲裁院有40个人在一起奋斗，经过一年的努力，目前运转状态良好。不过回想改革刚开始时政府给他们定下的目标，毕凤有说：“政府要求我们要成为东北亚国际仲裁中心。”

我暗自思忖：这个目标如果能完成那确实了不起。

毕凤有又说：“即使按现在的工作体量来看，大连国际仲裁院和当初定下的这个目标还相差很远。但至少是能看到那个目标了，他的心里是充满希望的，大连国际仲裁院迟早能达成这个目标，他们现在的工作模式，是以大连为基点，面向东北和周边的国家慢慢布局，稳定地逐步发展。”

 

 

毕凤有坦言其实很多地方仲裁机构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未来几年内在东北亚可以形成的仲裁中心只会有一两家，因此对于大连国际仲裁院来说，绝对不能放松，还要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往前拼。

毕凤有也毫不吝啬地介绍他的经验：其一，是要强抓案件质量。毕凤有想要打造出一条“专+精”的仲裁发展道路。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当前，大连国际仲裁院正在开展关于房地产和建设工程专项调研工作，想要依托调研的成果对相关程序及实体问题进行总结，统一做法，规范管理，强化秘书对案件各节点的精准把控，提升秘书团队专业化水平。

作为仲裁事业的核心，仲裁员在仲裁案件的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毕凤有的另一工作举措——扩充了仲裁员的人数，从600多人扩充到1101人。尤其是后来增聘的400余位，大连国际仲裁院特别关注和重点吸收在仲裁领域里专业的顶尖人才。毕凤有说他想达到的一个效果是：如果当事人有一个案件需要进入仲裁，以往可能要去北上广深、要去伦敦、要去新加坡，在那里是由这些仲裁员审理案件，但是现在，在大连也一样可以选择这些仲裁员。这样对解决争议、审结案件都会产生根本性保障，案件的审理质量自然也就提高了。

其二，是注重案件的结案效率。毕凤有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就放在了超审限案件的专项集中清理活动上，同时要求健全完善审限管理办法，点对点跟进调度，严格流程节点控制，更好的发挥案管部门职能作用。多措并举下，大连国际仲裁院初步实现了案件审理动态良性循环，案件效率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其三，是要提升团队服务水平。毕凤有院长说：“提升仲裁服务水平是我院体制机制改革后从根本上回归法律服务机构本位的必然要求。那么就得从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入手，软硬件两手抓。大到全面优化智慧仲裁平台建设，改进仲裁办案办公软件及网络资源等基础设施，小到清空门前车位留给当事人和仲裁员，免费给当事人提供咖啡、零食等细节，为的就是给予当事人更好的仲裁服务体验。”这些细节毕凤有院长都想在大家前面。

一年多以来，大连国际仲裁院的改革成效初显，大连仲裁公信力、影响力持续增强。

但毕凤有院长说，这是树立公信力的第一步，未来还有九十九步要走，大连国际仲裁院正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

 

 

 

访谈接近尾声，我问他在仲裁院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再回想在法院的三十年，会不会在心底里有那么一丝骄傲？

毕凤有笑着否定。他没有一丝骄傲。他说大连国际仲裁院能发展到今天，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改制之初，仲裁院一穷二白，连办公的地方都租不起，政府批给他们办公楼，免费使用三年，期间的费用政府解决。虽然退出编制，但是政府的态度和行动都是支持大连仲裁事业的发展，包括之后给的各种支持都非常到位。政府只有一个远大坚定的目标–擦亮大连仲裁的金字招牌，建设东北亚国际仲裁中心。

而大连国际仲裁院能发展到今天，距离目标还很远，还是需要夯实基础，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发展。如果说去年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绩，那也是大连国际仲裁院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的成果。

至于毕凤有自己，他说自己还是那个透明人。他只不过是尽可能地把工作做好，听从党的领导、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给党抹黑、无愧于党员的身份。这对于他来说就足够了。他已经五十七岁了，最大的心愿是卸任前能完成政府交给他的工作任务：把大连国际仲裁院建设成为东北亚领先的仲裁机构。

毕凤有是个很务实且谦虚的人，他总是将一些外人惊叹的事情轻描淡写。但从他的身上，我切实感受到了热爱的力量。这股力量有多大呢？它足以支撑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放弃前半生所奋斗的所有成绩，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投身新的领域，从零出发，再谱写新的篇章。

卅年司法存公义，圩余改制满铿锵。丈夫一世当有为，不堕空虚谋一方。我想，这就是毕凤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