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作为博枫大中华区总法律顾问的苏泳云，一定会感激若干年前那个热衷律政剧的自己。
早在初中时期，影视剧中律师睿智且富有逻辑性的形象，就在苏泳云的内心种下了种子。此后无论是在跟同学交流，亦或是课堂作文中，苏泳云都毫不掩饰自己渴望成为律师的梦想。以至于初三毕业，同学们在给他写留言簿时，末尾都会加上一句：祝你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律师。
尽管好多同学会把律师的师字，写成帅气的帅，但依然不难看出大家对苏泳云的祝福，以及年少时期，苏泳云对成为一名法律人的笃定。
因为这份梦想，苏泳云学习比别人要更刻苦，而且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了法律知识的专项储备。因此，初中毕业后，苏泳云被保送直升到福建泉州最好的高中之一，泉州五中。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在郡主的客厅被验证多次。
每年，泉州五中都有保送华东政法大学的学生名额，苏泳云就是诸多竞争保送名额的学生之一。尽管他自谦学习并不算最好，但凭借对法律的热爱以及良好的法律知识储备，苏泳云斩获面试头筹。
被保送大学是种什么体验呢？
大概是高中时代突然宣布结束。像坐上一列飞速行驶的快车，没来得及仔细回味，曾经熟悉的教师、操场、老师、同学就从小小的窗口一闪而过。
大学后期，经历过法院实习，被体制内条条框框束缚过手脚之后，苏泳云更坚定了自己去律师事务所做律师的想法。
正巧当时上海市司法局有个培养年轻律师的计划，律所里的法学院应届毕业生，有机会到位于青浦的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现为“上海政法学院”），集中进行为其两个月的律师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因为苏泳云那届是年轻律师培养计划第一期，同学们还以黄埔军校做比，笑称大家是“青浦一期”。
集训结束后，在当时通过率仅有7%的情况下，苏泳云一把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书，并因此有机会跳槽到当时上海排名前三的毅石律师事务所任职，随后又被派往北京协助其北京分所的设立。
在毅石的两年时间，苏泳云主要负责外商投资及争议解决相关的业务，因此有很多上庭的机会。
苏泳云是法佬汇创始成员乔钢梁先生多年前介绍给我的，加入法佬汇后，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只要我有活动，苏泳云有时间都会积极参加。去年当我说我打算把法佬汇平台上一千多位大公司的法总按照行业分类的时候，他立刻表示支持，并且说愿意积极参加能源行业法总间的交流活动。所以苏泳云给我的印象是很儒雅随和，甚至略带内向的，很难想象他在法庭上舌灿莲花，据理力争的样子。
但苏泳云却格外享受诉讼的过程，他认为诉讼对一名法律人的综合能力考验很大，当然这也是提升自己综合能力的绝好渠道。因此，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一年至少做一个诉讼或仲裁案件的习惯，来验证自己的专业素质，保持自己长期处于一线的敏感度。
做律师的这段时间，苏泳云觉得律师就像医生，委托人就像病人，运用法律条款帮委托人做案子的过程就像开药方。出于职业特征的原因，其实律师只负责开出正确的药方，并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也不对结果负责。相反，如果是企业法务，你做的每个决定，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自己开的药要自己吃，承担一切后果。
苏泳云觉得后者虽然挑战更大，但能让自己成长得更快，所以后来转行做了公司法务，几经辗转，去了某世界500强企业法务部（下文简称A公司）。
A公司是家特别低调的公司，在诸多工业领域提供着最优质的设备。大家熟知的中国第一条高铁，就是A公司做的，包括国内大型钢铁厂的流水线、大型火电厂最先进的设备等等。
苏泳云在A公司时期，主要负责能源方面的相关工作。在聊这段时期两个有趣的案子时，没想到第一个案子里就有一个我的老熟人。
当时苏泳云在A公司做过一个仲裁，被《中国仲裁》杂志入选为最佳十大案例。
这是一起A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仲裁案，客户要求A公司赔偿5000万，整个仲裁过程历时将近五年，最后仲裁结果是客户反过来赔偿A公司1000万。
因为对方老板是印尼华侨，对新加坡的仲裁系统很熟悉，所以对方委托新加坡最有名的仲裁律师事务所，在新加坡发起了仲裁。合同中存在互相矛盾的仲裁条款，A公司在贸仲提起仲裁，最终贸仲裁定自己没有管辖权，于是案件最终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处理。
这起案子的难点在于当事人双方各有过错，所以本质上拼的是谁准备得更充分，收集到更多对己方有利的证据。
为此，苏泳云和外部律师花大量的时间跟项目经理、技术专家一起研究整个项目过程中的技术细节。深入到现场一线调研，寻找对方的漏洞。此案法律团队不仅做了法律层面的大量工作，更是围绕技术层面，项目管理层面做了充分准备。
这起在新加坡的仲裁案，首席仲裁员竟然是现任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来也巧，早在2014郑若骅女士还参加过法佬汇举办的论坛活动，当年她还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副主席，来论坛宣传香港仲裁，所以我们之间也算有一些缘分。因为郑若骅是有工程方面背景的，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案子当中仲裁双方各自准备的差距，也就顺理成章判了A公司赢。
因为仲裁主体在国内，对方在A公司申请执行时又提出执行异议，经过努力，执行异议最后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驳回，对方需倒赔A公司1000万。
另一件事情也特别有意思，大家也许少有耳闻。
当时A公司的甲方公司，国内一家世界五百强排名靠前的央企开始对其所有下属公司的新增设备进行集中采购，这就意味着某些产品他们在国内的采购量能超过整个国内市场采购量的一半，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采购量占比的巨大决定了他们在采购项目中的绝对话语权，其中最让苏泳云头疼的两条要求是第一，不接受任何责任限制。第二，供应商需要保证设备在20年寿命期内正常运行。
第二条要求虽然苛刻但不难理解，关键第一条中“无限责任”，无限的边界在哪里？这是否意味着任何问题A公司都面临赔偿的问题，谁也不得而知。
如果只是普通的甲方如此刁难也还好说，但作为A公司某领域中国最大的客户，失去他们等同于A公司失去中国该领域的大部分业务。
事情发展到这里就陷入两难境地，无限责任苏泳云自然不能担保，毕竟在实际项目中，无限等同于一切。但不同意对方的要求，就会失去整块业务，A公司也同样无法接受。
苏泳云说：“其实这里面更多的学问是文化差异的问题，跟这样头部的国有企业打交道，硬碰硬是完全没机会的，最后伤的只能是自己。你得试着理解他们这些看似不合理的条款背后，真正的诉求是什么，这涉及到极其细致具体的调查分析工作。”
维护企业的利益是一条线，甲方的苛刻要求又是一条线，想要把项目做成，苏泳云就得在两条线构成的狭窄缝隙间寻求可能。
在详细的沟通和分析之后，苏泳云发现其实该央企并不像外企那样死抠合同字眼，他们更关心供应商能否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真正及时地解决问题。苛刻的要求来自于对设备可靠性的极致要求。并且在分析后苏泳云得出结论，甲方想实现的诉求并非条款中写的那么严重，如果确定对方是靠谱的供应商，实际合作中还是很人性化的。
所以只要不拿条款做文章，而是在技术细节方面做更细化的说明澄清，采取迂回战术，就既能满足甲方需求，又能最大化实现企业利益。
当时凡是涉及到无限责任的项目，就需要报到总部业务集团的CEO进行审批，而涉及到这家央企的项目一个月可能就有二三十个，走之前的审批路子肯定行不通。所以苏泳云的解决方案是在某一时间段内，针对该甲方的项目只需CEO进行一次审批，在约定时间内该审批对所有项目生效，这样就避免了重复走流程所耽误的时间。
苏泳云说：“这种情况在A公司也是个例，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总部通常对合同风险的管控非常严谨，但当利害关系大到了一定地步，而且在相信实际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的情况下，还是会在一定范围内做一些妥协。”
聊到这里我发现一个问题，苏泳云多在外企任职，但在他的讲述中，似乎并没有出国留学或者塑造自己英语能力的部分，他是怎样把学校英语，转变为工作语言的呢？
其实早在很多年前，苏泳云就意识到了自己将来可能去外所或者外企发展，如此一来，英文就成了自己绕不开的一道坎。
因此，他就刻意搜集各种各样的英文杂志买来读。留心的话不难发现，在北京地铁通道、天桥、商场门口经常会有一些旧书摊，很多科研院所或者大学会把自己订的旧的外文杂志处理给这些书贩，苏泳云再从书贩手里称斤买来读。
那口语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在师兄的介绍下，苏泳云经常出没于人民大学英语角。当时那里特别有名，在人民大学一进门左手边的一片小树林，一波一波的中国人在这里学外语，也有一些外国人在这里和中国人聊天以了解中国的情况，英语环境特别好。
苏泳云说：“在北京的那两年，只要不下雨，没事的时候我都呆在英语角，英语能力提升得特别快，最起码当工作语言还是可以的，当然这也跟我后来去美国读LLM有关。”
说来也是，苏泳云本科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如果未来他想再进一步，那文凭就会制约他的发展空间，再加上很多法律概念，尤其是商法、经济法大多是从美国那边转到中国的二手知识，想要真正做到理解透彻，最好还是去到源头学一学。
在A公司工作几年后，苏泳云自费去芝加哥大学读LLM，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还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offer。
我挺疑惑的，虽然在美国来说，哥大跟芝加哥大学相差不多，但国内的情况是，只要你去过哥大，那就像镀过金一样，无论是求职还是晋升帮助都很大。
“芝加哥我去过几次。那个城市黑人特别多，走在街上都隐约觉得不太安全，你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去那里读书呢？”我不解地问道。
苏泳云说：“我也是在去到之后才知道那里黑人很多，我们学校几乎被黑人区包围了。当时读书的时候乘坐地铁，我经常是车厢里唯一不是黑皮肤的。不过我也不后悔，因为我在A公司还负责反垄断法律事务的协调，而芝加哥大学在美国法学界以顶级的反垄断法研究和教学著称。我也提前咨询了收到offer的几个学校的校友，发现芝大是一个教授热爱教学，学生热爱学习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因为穷山恶水无处可去，学习氛围相对会更好一些，所以我选择了芝大。”
我发现在学习方面，苏泳云有种纯粹主义精神，他对学习的态度是不掺杂任何杂念的。我想学什么，哪里教得好，就是这么简单。
出于兴趣，苏泳云在美国短短一年时间修了三门宪法课，他认为不研究清楚美国宪法，是没办法真正了解美国社会的。
从美国学成归来，苏泳云继续在A公司工作一年后，动了离开的念头。
当时A公司整个法律部分为两个团队，苏泳云负责其中一个十人的团队。
由于分出了大部分精力用于团队管理，苏泳云觉得工作带给自己的有意思程度或者说正向反馈在逐渐降低，另外，脱离业务一线，不可避免的专业能力下降给苏泳云带来了一丝危机感。
我特别能理解苏泳云的感受，管理这门学问说深也深，说浅也浅。本质上只要你处于领导的位置，手下就会听你的。当大量精力耗费在管理上时，确实有些得不偿失，毕竟业务能力才是法务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另外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一家制造行业的美国公司在中国总部当法总两年之后，通过猎头，苏泳云加入了B公司，又回到了自己热爱的能源领域。
因为苏泳云之前都在外企，而B公司则是一家民企，于是我问他这样的转换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水土不服。
苏泳云也很坦诚，他说一开始自己简直像被按在地上摩擦。
之前在外企，你只需要将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到足够专业就可以。但在民企，你会面对一个终极拷问，即你所做的一切，能够为企业带来什么价值。只有等你为企业带来价值之后，企业才能反过来给你资源为你赋能。
所以最初加入B公司时，法务部只有苏泳云一人。
对于这种转变，苏泳云在早期是很不适应的。即便你工作做得再专业，如果不能为企业创造真金白银，那你就很容易被别人取代，因此你将时刻生活在焦虑之中。
用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苏泳云逐渐接受并想通了这件事，那应该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呢？
答案很简单，当别人看不到你的价值时，你就应该主动出击去展现自己的价值。
于是苏泳云挨个去找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聊天，跟研发的聊法务部怎样帮助他保护知识产权；跟IT部门聊如何帮助他们建立文档、设置流程来保护商业秘密……
当然这些都不是关键，在民企最关键的还是老板如何看你。
这个问题我跟很多嘉宾都聊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翻往期郡主的客厅参考下其他嘉宾的回答。
其实想让老板认可你很简单，那就是做出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事情，并且让老板看到，仅此而已。
也正是苏泳云用很短的时间帮助B公司完成一个重要的收购项目之后，老板认可了苏泳云的价值，便催着他赶紧招人组建法务团队，更高效地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
再次回忆当初选择加入B公司，苏泳云也承认自己有赌的成分，用流行的话说再不疯狂一把就老了，所以他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决定。
苏泳云说：“当你真正被逼到悬崖边后，你会反问自己，我的价值是什么，我要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当你每一次追问自己，并一步步去实践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成长是巨大的。”
一个人在职业上的自信心如何建立，我想大概是你在慢慢证明自己之后，猛然发现不是公司带给你什么价值，而是你能为公司创造什么价值。
B公司是一家业务蒸蒸日上，前景也很不错的公司，但对于一名法务而言，也许当时还不是他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时候。
我跟不止一位嘉宾探讨过这个问题，当企业没有发展到一定量级以前，必然优先追逐野蛮生长，只有企业发展到足够庞大，脚步开始放慢的时候，才有精力和财力回过头来抓风险合规的问题。
当时B公司正处于急速扩张阶段，所以并不是他们对法务部不够重视，而是在企业发展壮大的首要目标面前，任何其他事情的优先级都要放在后面。
当然苏泳云完全可以在B公司继续做下去，我也相信他会取得不错的成绩，但不贪图安逸的他，还是希望能有更好的施展拳脚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苏泳云加入博枫的原因，而博枫对苏泳云而言，简直是量身定做的机会。
第一，作为一家加拿大的基金公司，它在全球范围内管理资产超过了6000亿美金，又因为它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机会格外难得。
第二，苏泳云在博枫负责的主要还是自己喜欢且擅长的能源行业。
所以尽管加入博枫后，苏泳云又几乎是从零做起，但依然乐在其中。
聊到博枫带给自己的收获，苏泳云说：“总部鼓励管理层走到业务最前端，为企业创造更多业务机会。所以在B公司我想明白了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在博枫，其实就是大量的实践，这是个极其充满成就感的过程。”
尽管苏泳云看起来有股不愠不火的淡定劲儿，但骨子里还是有种折腾精神的。
求稳，但不贪图安稳，苏泳云总会在自己掌控的范围内，把工作折腾到自己满意为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整体求稳，但也要受好奇心驱使，保持小步快跑的节奏，向目标迈进。
我们视频访谈的那一天正值上海解封的第二天，为了这次专访，头一天他就去找tony老师剪了个清爽利落的寸头，估计是居家期间“蓬头垢面”的久了，专访时还总是去摸摸自己的头发，似乎还不大习惯。
其实每次专访，我都能从这些老朋友身上发现新的闪光点，再把这些闪光点分享出来，对大家有些参考价值，我就会特别有成就感。
